武汉疫情全回顾中国举措

在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之际，4月8日，中国疫情防控主战场——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交通。对此，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市市长迈尔斯·桑姆帕表示，武汉“解封”表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是有效的，这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卢萨卡市长迈尔斯·桑姆帕祝贺武汉“解封”。他表示，中国政府对武汉实施“封城”等系列措施有力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这一模式的成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抗疫经验。迈尔斯·桑姆帕说：“武汉＇解封＇传递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中国采取的抗疫措施有效地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这些做法百分之百可行、有效、值得赞赏。感谢中国为我们提供可借鉴的抗疫经验，那就是待在家里，不要乱走动，不要去公交站或市场等人多的地方，这样才能有效控制疫情。”

迈尔斯·桑姆帕说，赞比亚也在学习中国经验，来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在该国蔓延。他介绍说：“卢萨卡目前报告了1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3人在医院接受治疗，1人死亡。作为卢萨卡市长，我号召民众不要外出，在家办公，我目前就在家办公。另外我们也关闭了酒吧等公共聚集的场所，减少感染的几率。我也呼吁世界其他国家借鉴中国的抗疫经验。”

迈尔斯·桑姆帕表示，政府将加大扶持力度，保证当地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截至8号，赞比亚累计报告了3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例死亡。

毕马威深度分析：新冠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核心观点：

1.去年年底以来，中国爆发2019新型冠状病毒。和2003年 “非典”疫情相比，“非典”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有限，2003年全年GDP增速甚至快于2002年。但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和2003年具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整体经济增速依然处于下行周期，内外部压力较大；目前经济结构中消费、服务业占比更高，而这两个行业受疫情影响最大，恢复时间也将较长；此外本次疫情的爆发时间和传播方式也使其比“非典”更难控制。因此，受疫情影响，1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面临很大下行压力。

2.但是历史数据表明，自然灾害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通常都是短期的，经济常呈现出V型走势。受灾害破坏和市场情绪影响，经济增速通常在短时间内大幅下跌，但随着灾情逐渐得到控制，市场情绪回归平稳，之前被暂时压抑了的消费、投资等需求会得以释放，从而带来经济的反弹。

3.中国政府快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金融、财政措施，降低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特别是关注民生以及因疫情面临困难的中小企业，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或出现连续经营困难。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并不会因为一次疫情而改变，我们对未来的发展依然抱有信心。

4.自然灾害给经济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会为新的商业模式提供发展机遇，甚至催生新的业态。例如，由于推迟开学，很多学校通过远程教育继续开展教学，不少公司也鼓励符合条件的员工远程办公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次疫情防治中，通过大数据和AI等高科技分析潜在感染人群、预测疫情走势，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毕马威和阿里研究院的联合研究表明，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新经济必然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突发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武汉市发现多起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并迅速蔓延至其他省市，患者伴随着发热、乏力、干咳、呼吸困难等症状。2020年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引发此轮肺炎的病毒命名为2019-nCoV（2019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与SARS（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和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属于同一病毒家族。从“新冠”的第一例患者被发现，到疫情披露，再到疫情逐渐升级，至今已过去了近2个月的时间，也引发了政策的高度重视，武汉宣布临时封城，其他各地也实施了延长春假、延期复工、交通管制等措施抑制病毒进一步扩散。

“新冠”疫情传播的重要时间节点

2019年12月08日 官方通报的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

2019年12月31日 武汉卫健委首次公开发布疫情通报，称发现27例与华南海鲜城相关的肺炎病例。

2020年01月01日 华南海鲜市场闭市修整。

2020年01月09日 专家组将“不明原因肺炎” 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出现首例死亡患者。

2020年01月13日 泰国发现首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020年01月14日 WHO将引发此轮肺炎的病毒正式命名为2019-nCoV。

2020年01月16日 日本确认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2020年01月19日 广东确诊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020年01月20日 武汉卫健委通报仅18-19日两天就新增了136名确诊病例。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表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现象。

2020年01月23日 武汉宣布暂时 “封城”。

2020年01月25日 广东、湖南、浙江、湖北、山东等30个省份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2020年01月26日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提示新冠疫情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

2020年01月27日 国务院宣布延长春节假期至2月2日。

2020年01月28日 新冠疫情病例数（内地5974例）超过2003年非典确诊病例数（5327例）。

2020年01月31日 WHO宣布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性爆发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2020年02月02日 经过仅仅10天的建设，武汉火神山医院正式完工并交付，当日开始收治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同时，武汉雷神山医院正在热火朝天建设中，将于2月5日交付。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从2020年1月20日开始，“新冠”疫情新增确诊病例快速上升，2月4日升至3887例。新增疑似病例在2月2日达到目前为止的峰值，5173例，之后连续两天下降至2月4日的3971例。

截至2020年2月4日24时，中国内地累计确诊病例24,324例，累计疑似病例23,260例，累计死亡病例49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92例。对比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中国内地共报告了5327例病例，死亡349例，显示“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大大超过了“非典”。

图2 “新冠”疫情每日新增病例数量，例（截至2月4日24时）

图3 “新冠”疫情累计确诊/疑似病例数量，例（截至2月4日24时）

图4 “新冠”疫情累计死亡/治愈病例数量，例（截至2月4日24时）

从影响区域来看，由于春运及病毒较高的传染性，“新冠”疫情迅速由武汉蔓延至湖北全省、其他省市甚至境外。从境内来看，截至2020年2月5日10时，湖北省确诊病例最多，为16,678例，占全部确诊病例的68.5%，其中武汉作为新冠疫情发源地，确诊病例超8000例；浙江确诊病例数位于第二，有895例，占3.7%；广东、河南、湖南、江西等省份“新冠”疫情确诊病例数也位于前列，港澳台地区累计确诊病例39例。从境外来看，截至2020年2月5日10时，疫情已蔓延到24个国家，共确诊178例，其中，泰国确诊病例数最多，有25例；新加坡位于第二，有24例；接下来分别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德国，分别有23、16、13、12例。

图5 “新冠”疫情确诊患者省市分布，%（截至2020年2月5日10时）

图6 境外各主要国家“新冠”疫情确诊病例数，例（截至2020年2月5日10时）

针对本次“新冠”疫情，财政部、央行、证监会等多部委快速采取诸多应对措施，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提供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务，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加强制造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重点领域信贷支持。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提振市场信心，维护市场稳定。

表1 近期各部委出台防控“新冠”疫情的措施（至2月3日）

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

2003年“非典”疫情回顾

2000年以来，我国发生过三次影响广泛的传染病疫情。分别为：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甲型流感，以及2013年的禽流感，上述三次疫情较为严重的时期均集中于第二季度。其中，2003年“非典”疫情传播范围广、确诊病例多、致死率高，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冲击最大。期间，政府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机制、各部委所应用的政策措施可作为此次新冠疫情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对比参照。

图7 “非典”疫情时间轴

2002年11月16日 首发于广东顺德。

2002年12月15日 第一例报告病例确诊于广东河源。

2003年02月 疫情向全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

2003年03月06日 北京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

2003年03月 世界卫生组织于12日发出全球警告；15日将该病命名为SARS。

2003年04月17日 疫情加剧，全国加大防治工作。

2003年05月 新增病例快速下降；05月29日，北京首次出现零新增。

2003年06月15日 中国内地实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数均为零的“三零”纪录。

2003年07月13日 全球新增、疑似病例不再增长，“非典”疫情基本结束。

2003年08月16日 卫生部宣布中国非典零病例。

受“非典”疫情影响，2003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短暂低迷，但随着疫情的解除，经济增长逐渐恢复，“非典”并没有改变当时经济上行的整体趋势。2003年四个季度GDP当季同比增速分别为11.1%、9.1%、10%和10%，受疫情影响的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速比第一季度增速下降了2个百分点。

图8 中国GDP实际同比增速，%

从产业结构来看，疫情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是第三产业（服务业），并且疫后修复时间相对更长。“非典”疫情过后，第二产业增长迅速恢复，而服务业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回到了疫情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疫情会减少出行、聚餐、差旅、住宿、娱乐等服务消费，导致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行业受到显著冲击：2003年第二季度，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为2.3%，拖累该产业全年同比增速1.4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同比增长7.4%，使全年同比增速下降1.6个百分点。2003年第二季度，中国内地入境旅游人数同比下降26%，旅游外汇收入同比下降50%，均为旅游行业年内低点。

图9 第三产业当季同比增速，%

从需求端来看，疫情对消费影响较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同比增速在2003年4月和5月出现明显下滑，从1月的10%下降至5月的4.3%，显著低于全年9.1%的增速。其中，家具、服装、金银珠宝类在2003年4-5月间均出现了零售额同比负增长；而中西药品类则由于疫情在第二季度出现零售额同比增速的大幅提升。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受压抑需求得到释放，6月社零增速重新恢复增长势头，呈现V型反弹，并带动第二季度同比增速略高于第一季度。总体来说，疫情对消费需求的冲击具有剧烈、短暂、可恢复性。

在“非典”疫情较为严重时期，部分重灾疫区工业企业实施减产停产，工业生产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程度低于消费端。第二季度工业生产增速暂时性走低：2003年4月和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分别为14.9%和13.7%，但疫情缓解后，工业生产迅速恢复至复苏趋势中，全年同比增长17%，较上年提升4.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同比增速为28.4%，较2002年增加11个百分点。

2003年我国加入WTO不久，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出口增速逐步回升。但因疫情扩散，一些进口国对我国与疫情传播相关性较高的农畜产品出口上，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检疫手续，导致农畜产品出口受到一定的拖累。进口方面，由于疫情抑制内需，第二季度进口增速回落。但总体来看，进出口整体并未受到“非典”疫情的显著冲击，2003年全年名义同比增速为37.1%，较2002年增加15.3个百分点。

图10 社会消费品零售、工业生产、出口当月同比增速，%

“非典”疫情对物价整体影响有限。2003年3-7月，由于季节因素和疫情的影响，CPI环比下降幅度较大，但在“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物价逐步回升。工业价格方面，疫情之前我国经济已经历一年左右的企稳回升，处于复苏阶段，但由于疫情对消费内需和工业生产形成一定制约，以及2002年高基数的影响，PPI当月同比在2003年3月到达阶段性高点之后回落，整体走势偏弱，11月才重新恢复增长趋势。

表2 2003年宏观经济比较，同比增速，%，注：GDP为实际同比增速，其余指标为名义同比增速。

复盘“非典”期间的政策措施，中央财政设立“非典”防治基金，并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全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建设，改善医疗机构的收治能力。财政政策采取定向支持，对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行业减免税收和政府性基金收费；压减中央部门一般性公用经费支出；加大医疗支出决算等援助措施，但财政整体并无进一步扩张。2003年下半年，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压力有所增加。

货币政策方面，央行连续发布信贷工作意见，对受“非典”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地区实施适当信贷倾斜，同时提出要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防止货币信贷出现大幅度波动，但并未实施降息、降准等操作。总体来看，2003年M2增速、信贷余额增速趋于回升，实际信贷环境较为宽裕，为疫情过后经济复苏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本次疫情对短期经济影响更大

回顾2003年“非典”疫情，有利于帮助我们预判本次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但是必须看到，尽管两次疫情具有相似性，两者在爆发时间和传播情况上存在不同。更重要的是，此时中国经济的宏观结构和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纯参照“非典”来评估 “新冠”对经济的影响无疑将产生偏差和误判。

首先从疫情发展情况来看，本次疫情的传播速度更快、感染人数更多、扩散范围更广，影响超过“非典”。2003年“非典”爆发期大约是2002年11月到2003年7月，在全球导致8098例被感染和774人死亡，主要的感染区集中在北京、广东省，以及香港，死亡率高达9.6%。而“新冠”尽管死亡率低于“非典”，目前全国死亡率为2.1%左右，但其传染性更高。截至2月5日10时， “新冠”已蔓延至全国35个省市及特别行政区，全球24个国家 。

在爆发时间和影响区域上，2003年“非典”从四月开始快速蔓延，当时春节早已结束，生产正常。但本次“新冠”疫情在春节期间爆发，而中国春节历来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流动。以2019年为例，春运40天中有近30亿人次出行1。而且我国目前的交通运输能力与03年相比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03年时，中国未建立起高铁网络，而到19年底中国的高铁营运里程已达到3.5万公里。2019年我国铁路和民航客运量超过43亿人次，是2003年的4倍多。

图11铁路和民航客运量，十亿人次

便利的交通丰富了人民的出行选择，但也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速度和疫情控制的难度。2020年春运开始于疫情迅速蔓延前，据公开信息显示，春节假期开始前已有500万人离开武汉奔赴全国各地，极大加剧了疫情的影响和防治难度。原本预期火爆的春节档餐饮、旅游、娱乐、交通等服务行业也都遭遇寒流，营业额几乎降到冰点。此外，2003年“非典”主要疫区集中在北京、广东等地，对全国制造业影响相对有限。但本次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湖北省地处长江流域，是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装备制造业尤其是其支柱产业之一，湖北预计本次实际停工时间达21天，制造业将受到很大影响。其他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浙江、广东、江苏等重要工商和制造业大省实际停工时间也长达17天，工人延迟返工等因素也将使生产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从内外部环境来看，本次疫情中国面临的风险更大，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增加。2003年中国刚加入WTO不久，正全面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市场红利，出口的快速增长有利于抵消疫情带来的内需下降。内部环境方面，2003年中国经济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期，人口红利充足，自我修复能力强，上升动能充足。而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转型期，人口红利消失，社会老龄化趋势加快，且全球经济疲软和中美贸易摩擦加大了外部不确定性。就2019年情况来看，尽管第四季度出现经济企稳迹象，但前三季度经济增长一直呈缓慢下滑态势。此次疫情的爆发无疑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

同时，中国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大幅提升，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占主导。而从“非典”也可以看出，疫情对消费和服务业的影响最大，所需恢复时间也较长。2003年中国经济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占比45.6%，而第三产业占比为42%；2019年第三产业成为经济的绝对主导，占比高达53.9%，比03年占比提高了11.9个百分点。从需求结构看，目前消费对我国的经济贡献占主导地位，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的拉动达到57.8%，比2003年高出了22.4个百分点。此次疫情中由于多地假期的延长及民众显著减少外出以避免感染等因素影响，交通运输、餐饮旅游和娱乐行业受损失严重，预计一季度服务业和消费产业增速将显著放慢。

图12 三大产业在GDP中的占比，%

图13 三大需求对GDP增长贡献率，%

例如，春节档在电影业中占有重要地位，2019年春节7天电影票房高达58.59亿元，占全年票房总收入的9%。市场原本预测2020年春节档票房有望达到70亿元，但受疫情影响，今年7部主要贺岁片宣布撤档，不少大型院线也暂停营业。2019年大年初一票房达到14.58亿元，而今年同期票房仅181万元2，只有去年千分之一左右。

交通运输行业出行人数春节期间减少约7成。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春节假期10天，预计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1.9亿人次，比去年春运同期下降近73%。3

投资受疫情的冲击将比消费略弱。传统上，一二月由于春节和天气寒冷等因素投资本来就相对较弱，而新冠病毒的影响将会使企业和政府延迟投资活动。从全年来看，疫情对投资的影响将小于对消费的冲击。

出口方面，我国出口产品主要以电机、电器、音像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主，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贸易主要受春节后出口企业复工、产能恢复、运输物流、全球经济复苏速度等因素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对我国出口依赖度较高的国家，短时间内有可能受到阶段性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次疫情对消费、投资和出口在短期内均有较大冲击，其中对消费的影响最为明显，短期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甚于2003年“非典”。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可能下滑至5%左右。如果疫情能在2月底得到有效控制，预计二季度经济增速有望回稳。

PHEIC及国际影响

随着“新冠”疫情的迅速传播，以及中国境外首次出现人传人感染病例，北京时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4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这一概念，始于2003年的“非典”疫情。当年的疫情令各国普遍意识到，在全球人员流动加快、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公共卫生安全已成为需要全球协作解决的问题。根据2007年正式生效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定义，PHEIC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并有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事件。WHO在宣布PHEIC后可以随时撤销及修改，有效期为发布后3个月，之后自动失效。

值得注意的是，WHO在宣布“新冠”疫情为PHEIC的同时，特别肯定了中国政府在疫情控制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不建议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旅行和贸易限制，不建议采取限制国际人员流动的措施。WHO同时强调此次PHEIC的发布并非是对中国的不信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卫生体系较弱的国家。在我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疫情防治举措下，“新冠”疫情有望在一季度得到控制。

历史上，WHO曾五次宣布PHEIC，其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和各国的应对措施5。根据国际经验，PHEIC的宣布并不会冲击疫情发起国的货物进出口，但可能对旅游等服务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

表3 六次PHEIC比较

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自然灾害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通常都是短期的，经济发展常呈现出V型走势。受灾害和市场情绪的影响，经济增速通常在短时间内大幅下跌，但随着灾情逐渐得到控制，市场情绪逐渐平稳，之前被暂时压抑了的消费、投资等需求得以释放，从而带来经济的反弹。相比03年“非典”，政府此次应对迅速、防控力度更大，有望把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限制在尽可能短的时期之内。

当然也必须看到，疫情的爆发在一定时间内会对企业和个人造成显著影响，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家庭的冲击更大，政府有必要采取有针对性的财政、货币措施，帮助各界共度难关。

财政方面，财政部有望将2020年赤字率提高至3%左右，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筹集专项经费，加大对卫生防疫的资金投入。同时，财政政策加强提质增效，更加关注民生领域，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餐饮、交通、旅游、住宿等行业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个人，可以考虑降低社保缴费率、减免税收以及部分政府性基金。

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偏宽松的态势，加大对疫情较为严重地区和医疗药品企业的融资支持、加强流动性管理，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央行已经于2月3日开展1.2万亿元逆回购，并下调中标利率10个基点。我们预计央行未来还将通过下调LPR利率、降准等方式，降低制造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重点领域的企业融资成本，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实体经济投资和消费。

从长期来看，自然灾害给经济带来负面冲击的同时，往往也会为一些新的经济模式提供发展机遇，甚至催生新业态。新型冠状病毒是2020年的“黑天鹅”事件，给线下服务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却带动了线上经济的发展。例如，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商场、实体店、影院、餐饮、旅游、线下培训等行业遭受重创，而电商、短视频、游戏、知识付费、线上教育等行业则得到难得的展机遇。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鼓励远程办公，很多学校实行远程教育，这将促进远程协作与移动办公平台及软件的发展，使得工作和学习不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同时这也会带动家用办公家具、家用娱乐设备行业的发展。此外，疫情也将进一步提升大众消费观念，更加注重食品安全，给绿色环保、垃圾处理、空气净化等领域带来发展机会，同时各种配送平台，比如蔬菜配送、定制化餐饮配送等领域也会得到飞速发展。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次对疫情的防治中，通过大数据和AI分析发现潜在感染人群、预测疫情走势，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毕马威和阿里研究院的联合研究表明，中国和美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领先世界6。科技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新经济必然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

中国抗击疫情的艰辛历程有5个阶段

中国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抗击疫情的艰辛历程有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迅即应对突发疫情（2019年12月27日至2020年1月19日）湖北省武汉市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中国第一时间报告疫情，迅速采取行动，开展病因学和流行学调查。

第二阶段：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1月20日至2月20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快速增加，中国采取阻断病毒传播的关键一招，坚决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全面打响。

第三阶段：本土新增病例数逐步下降至个位数（2月21日至3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序复工复产重大决策。

第四阶段：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决定性成果（3月18日至4月28日）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解除，武汉市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第五阶段：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4月29日以来）境内疫情总体呈零星散发状态，局部地区出现散发病例引起的聚集性疫情，境外输入病例基本得到控制。

中国抗击疫情中的人权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也对各国政府如何有效地保障人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政府将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置于首要位置，通过高效的资源补充措施和专门化的特殊保护措施，使各类主体的生命健康权得到平等保障；通过严格的法治保障和精准的运行机制，使生命健康权保障措施与其他人权实现方式得以协调；通过及时分享疫情信息、防疫物资和防控经验，为其他国家控制疫情保障生命健康权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和少数西方国家无端质疑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别有用心地污蔑疫情期间中国的人权保障状况。但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战略和各项具体措施，迅速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使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和其他各项人权得到了全面、协调和切实的保障，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抗击疫情争取到了宝贵的“窗口期”。

相反，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面对迅速蔓延的疫情，没有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置于首要位置，放弃对弱势群体生命健康权的平等保障和特殊保护，还为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设置重重障碍，最后是自食恶果，不仅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迅速领跑并称冠全球，给自身经济和就业带来巨大伤害，而且在政治上也陷入尴尬境地。

疫情防控中生命健康权保障的优先地位

突发重大疫情对人权的首要威胁，就是使人失去生命和健康。生命权不仅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且是所有其他人权赖以实现的最重要基础和前提。《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14号一般性意见第1条进一步指出：“生命权是所有人权的基础。”

然而，为保障生命健康权而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会与其他人权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发生一定冲突。例如，防止疫情蔓延的医治、隔离和限制出行措施会对相关人员行使人身自由权构成一定限制；对感染者的流行病学调查和信息发布会涉及个人隐私权；对民间设施和物资的临时征用会涉及个人财产权；要求企业停工停产会对经济发展、公共福利和工作权的实现造成负面影响。联合国相关人权文书对权利冲突下的优先排序作出了相关规定。一方面，生命权保障具有优先性。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6号一般性意见第1条指出，生命权“是甚至当威胁到国家存亡的社会紧急状态存在时，也绝不允许克减的最重要权利”。该委员会第36号一般性意见第2条再次强调，“生命权是不允许克减的最高权利，即使在武装冲突和危及国家生存的其他公共紧急状况下也是如此。生命权对个人和整个社会都至关重要。它作为每个人固有的一项权利，因其本身的重要性而极为宝贵，但生命权也是一项这样的基本权利：它得到有效保护是享受所有其他人权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状态下，可以限制自由权的行使，克减国家保障这些权利的相应义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十九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规定，因公共卫生的需要，可以对各项自由权利的行使依法予以必要的限制。该公约第四条第一款进一步规定，在社会紧急状态下，国家可以对所承担的其他人权保障义务予以克减。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中国将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置于优先地位，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阻断病毒传播，将感染率和病死率压到最低限度。在疫情初期，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全国普遍实施应急一级响应，武汉封城，学校停课，企业停产，商店关门，停止所有聚集性活动，社区实行封闭管理。在所有出入场所进行发热监查，对所有疑似病人进行迅速复查与确认，对疑似病人和所有类型感染者迅速实施隔离收治，对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进行排查，并参照发热患者对他们进行集中观察后居家隔离。居民出门必须戴口罩，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必须居家隔离14天。

上述措施有效地遏制了新冠病毒的传播。中国在短短两周时间就使新增确诊病例下降了80%；至3月13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降至个位数；到5月14日，全国现有确诊病例降至100例以下。英国《自然》杂志网站2020年5月4日发表的《中国非药物干预措施（NPI）对新冠疫情的影响》一文指出，中国实施的城际旅行限制、病例的早期识别和隔离以及人员接触限制和社交疏远措施等三类非药物干预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也为全球赢得了宝贵的“窗口”。如果中国采取的非药物干预措施比实际实施时间晚1周，病例可能较目前增加3倍；如果晚3周，则病例可能较目前增加18倍。《科学》杂志网站2020年5月8日发表了《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最初50天的控制传播措施研究》的报告，对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2月19日期间武汉控制措施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结论是“关闭全市公共交通和娱乐场所、禁止公众集会等措施综合起来，避免了数十万例感染病例”。

然而，当疫情在中国暴发时，美国和少数西方国家不仅袖手旁观，而且冷嘲热讽，将疫情说成是“黄种人的疾病”，将中国讽刺为“东亚病夫”。与此同时，对中国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横加指责，称其是“侵犯人权”和“专制独裁”，称武汉封城是对人权的“镇压”。美国政府不仅对他国疫情幸灾乐祸，而且无视疫情对本国人民生命健康带来的威胁，将经济和政治考量置于生命健康权保障要求之上，甚至宣称如果能把死亡人数控制在10万以内，“就已经算是非常了不起了”。这使得疫情在欧美迅速蔓延，白白浪费了中国通过严厉的疫情防控措施争取到的两个月“窗口”期。短短8周之内，美国疫情死亡人数超过了美军在越南战场阵亡人数总和。截至5月18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50万例，病死人数超过9万人。美国纽约大学兰贡医学中心教授亚瑟·卡普兰分析指出，“白宫没有足够严肃地对待美国面临的威胁”，“信奉自由市场的保守派将意识形态置于科学之上，无法在全国范围对疫情做出强有力的反应”。《纽约时报》2020年4月8日发表调查报告指出，对于美国专业部门提出的关于在全美实施社交隔离之建议，白宫屡次予以拒绝。美国政府在4月8日之前，已前后“浪费了70天时间”。美国政府对疫情防控不利，导致美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生命健康代价。然而，美国政府出于政治选票的考虑，却把防控不力的罪责甩给中国，鼓动要对中国进行调查、追责甚至索赔。这充分暴露了自封为“人权卫士”的美国政客实际只是将人权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真正用心的只是自己的政治选票，而将人民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当作儿戏。

疫情防控中生命健康权的平等保障

疫情突然暴发导致感染者数量激增，医院、床位、医疗设施、药品和医护人员在短期内出现严重短缺，无法及时满足所有感染者的就医需求。在这种特殊情境下，如果选择优先救治危重感染者，其所耗费的资源会使更多重症和轻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如果优先选择救治轻症和重症感染者，就意味着放弃对危重感染者生命健康权的充分保障，由此形成了生命健康权保障的主体间冲突。

面对重大疫情下生命健康权保障的主体间冲突，某些国家的政客提出了“放弃老年患者”的主张，美国德州副州长甚至宣称“国家经济比老年人生命更重要”。美国Daily Wire新闻网主编本·夏皮诺竟然质疑疫情下美国老人是否有权活过预期寿命，提出“81岁的人死于新冠肺炎，和30岁的人死于新冠肺炎，这不是一个概念……81岁的老奶奶死在养老院，很悲惨，但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就是80岁”。

然而，根据联合国相关人权文书，包括生命健康权在内的所有人权必须平等享有，不得有所歧视。同时，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各种弱势群体，应当根据他们的特殊需要而予以必要的特殊保护。

中国政府坚持平等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为了解决由资源稀缺所导致的生命健康权平等保障的困境，中国政府迅速调集全国资源，在短时间内转变了资源短缺的局面，实现了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面对检测机构不足的问题，政府扩充检测机构，允许具备条件的三甲医院、疾控中心和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核酸检测，武汉日检测量由最初的300人份迅速提升到2万人份以上，并提供7×24小时不间断检测服务。面对防疫物资供不应求的问题，有条件的企业迅速调整转产生产口罩、防护服、消毒液、测温仪、医疗器械等物资，全国口罩日产能产量超过1.1亿只；一次性医用防护服日产能超过150万件；手持式红外测温仪日产能达40万台；试剂盒日供应量在3月初达到近35万人份。面对大规模收治难题，中国政府全力开展“床位扩容”。在疫情重灾区武汉，在短短10天左右时间先后完成可容纳1000多张床位的“火神山”“雷神山”两座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建设并投入使用。与此同时，陆续新建一批“方舱医院”，改扩建一批定点医院，改造一批综合医院，短期内新增床位10多万张，由“人等床”转变为“床等人”。面对安全转运感染者车辆不足的问题，政府从全国抽调近200辆负压救护车。面对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全国3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共调派340多支医疗队、42000多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

为了高效利用资源，武汉市采取分类收治分配机制，对确诊患者集中收治，重症送定点医院，轻症送指定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对疑似患者在发热门诊留观的，继续留观；因床位不够不能留观的，由所在区转至指定的集中隔离点。对经发热门诊CT诊断的有肺炎症状但暂时无法明确排除的发热患者，由所在区送有一定医疗条件的机构集中隔离治疗，与疑似患者分开隔离，防止交叉感染。各医院利用网络医疗技术支持，普遍开展远程问诊、专家直播、医疗培训等服务，充分运用远程可视医疗系统和基于5G网络的AI辅助手术设备，部分解决了疫情期间公众其他疾病的就医需求问题，也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医院交叉感染。

为了保护疫情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各类群体，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文件，要求保护关心爱护处于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及其老年亲属；对受疫情影响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因家人被隔离收治而无人照料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以及社会散居孤儿、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要组织开展走访探视，及时提供帮助；做好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和殡葬服务机构等民政服务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工作；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孕产妇疾病救治与安全助产；并为疫情防控期间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指南。

反观美国，在重大疫情面前缺乏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医护人员缺乏医疗防护用品，养老院缺乏特殊防护。哈佛医学院医疗保健政策教授大卫·格拉博夫斯基指出：“养老院的老人得到的资源和关注还不足一半，但他们却占到了死亡率的一半。”根据美国媒体5月上旬收集的数据，养老院中已经至少有15.3万人被感染，发生在养老院或其他老年人长期护理中心的死亡病例已经超过2.8万。美国31个州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来自养老院。有些州养老院中死亡病例甚至占据该州死亡病例中绝大多数。在明尼苏达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养老院中死亡病例占据全州死亡病例的80%，在罗得岛这一数字为73%，在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分别为66%和61%。这些数据表明，在重大疫情面前，美国政府信奉的并不是平等保障生命健康权的人权准则，而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疫情防控中各项人权实现方式的合理协调

在突发重大疫情的情境下，为了保障生命健康权，需要对其他一些人权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施加一定限制，对国家承担的相应人权保障义务予以一定程度克减。但这种限制和克减不应是任意的，而必须遵循依法、有限度、必要、合比例和非歧视等基本原则。这就要求在疫情防控中精准施策，尽力减少对其他各项人权和公共利益的非必要限制。

为了实现精准施策，顾全和协调各项人权的保障，中国确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与机制，使得疫情防控与其他各项人权和公共利益保障得以兼顾。

为了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及时恢复经济，保障工作权，中国实施了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低风险地区实施“外防输入”策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风险地区实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策略，尽快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高风险地区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严格管控”策略，根据疫情态势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取消或延缓各种公众聚集性活动的情境下，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采取线上办公和线上教学的方式，保证了工作、教学正常进行。为了兼顾防疫和恢复经济所需要的人员流动，中国还采取了“健康码”管理机制，持绿码的人可以直接进入一个地区，持红码的人需要集中隔离14天，持黄码的人需要隔离7天。为了在居家限行状态下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中国广泛实行了无接触消费，运用互联网+物流配送、电子商务平台来保障疫情期间物资订购配送支付的全部环节，避免了超市、商场、农贸市场人群聚集带来感染风险。同时，将物资配送纳入社区服务，保障生活用品安全及时送到居民家中，通过无接触配送方式，将经过检疫、符合防疫标准的蔬菜直送社区，解除了隔离中居民的生活保障和防疫安全之忧。

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指责中国政府刻意隐瞒疫情信息。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公民的疫情知情权的保障，为了防止出现不必要的恐慌和医疗资源挤兑，相关部门根据对疫情认识的不断发展依法向医疗机构和社会公众分阶段发布信息。2019年12月底，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2月3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向辖区医疗机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12月3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赶赴武汉市，指导做好疫情处置工作，开展现场调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发现27例病例。提示公众尽量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和人多集中地方，外出可佩戴口罩。从当日起，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开始依法发布疫情信息。在对疫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为了保障个人的隐私权，政府相关部门对所涉及的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和确诊病例的发布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并对泄露个人隐私的案件依法予以惩处。

与中国政府及时发布疫情、保障公民的疫情知情权的做法相比，美国政府却对疫情的严重性轻描淡写，不断地误导和麻痹公众。在短短不到100天的时间，美国的确诊病例从1例猛增到100万例，但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口中的新冠肺炎疫情却不过是一场大流感，大规模检测一拖再拖，隔离禁令迟迟没有发布。

综上所述，中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确立并有效实施了重点突出、全面协调的人权保障战略，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权保障置于首位，克服各种困难使所有主体的生命健康权获得平等保障，精准施策协调生命健康权保障与其他人权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并为其他国家防控疫情保障生命健康权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体现了对人权的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而历来惯于将人权挂在嘴边攻击他国的美国政府，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却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枉顾人民的生命健康权保障，牺牲弱势群体，误导民众，欺骗国际社会，破坏国际合作，丧失了对人权的最起码的尊重。